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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十大语文差错”公布都有哪些字词？******

　　中新网北京1月11日电(记者上官云)11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22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包括“踔厉奋发”的“踔”误读为zhuō、“连花清瘟”误为“莲花清瘟”、“终止”误为“中止”等等。

　　快来看看，这些字词你都了解吗？

图片来源：《咬文嚼字》编辑部供图

　　一、“踔厉奋发”的“踔”误读为zhuō

　　2022年，“踔厉奋发”频频出现于文件报告、新闻媒体、宣传横幅中。“踔厉奋发”的“踔”常被误读为“zhuō”，正确的读法是chuō。“踔”是个多音多义字：读chuō，有跳跃、疾行等义，引申指超越、远胜的样子；读zhuō，有卓然特立之义。“厉”指振奋；“踔厉”形容精神奋发有为。“踔厉奋发”还常被误写为“戳力奋发”。“戳”指用力刺，引申有刺激、指责等义；“戳力”讲不通。

　　二、“天和核心舱”误为“天河核心舱”

　　2022年7月和11月，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先后完成与天和核心舱的交会对接，形成“T”字基本构型，天宫空间站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媒体报道相关新闻时，常把“天和核心舱”误为“天河核心舱”。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曾举办空间站征名活动，核心舱最终被命名为“天和”。“天和”本指自然和顺之理、天地之和气，包蕴天地自然与人类和谐统一之意，充分彰显中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理念。“天河”则指银河。

　　三、“连花清瘟”误为“莲花清瘟”

　　在说到防疫药品时，“连花清瘟”常被提及，但往往有人把它误为“莲花清瘟”。其中“连花”二字分别指该药品成分中的连翘和金银花，二者均有清热解毒的功能，以此为主要原料制成的药物颗粒，可清瘟解毒、宣肺泄热，对流感病毒等起抑制作用。“连花清瘟”的成分里不含“莲”。

　　四、数量减少误用“倍”

　　新冠病毒不断迭代，研究人员发现，如今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明显增强，而致病性显著下降。媒体报道相关新闻时，常出现这样的表达：奥密克戎致病力比原始毒株下降四十倍。“下降四十倍”的说法明显不妥。

　　“倍”作量词时用在数词后，表示增加的是跟原数相同的数；某数的几倍就是某数乘以几，如二的三倍是六。量词“倍”一般用于数目的增加，而不用于数目的减少。如果硬要用于数目的减少，减少一倍数值便成为零，如何“下降四十倍”？规范的说法应为：下降到四十分之一。

　　五、“天然气”误为“天燃气”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面临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国际能源市场动荡，天然气价格暴涨。相关报道中，“天然气”常被误为“天燃气”。天然气通常指产生于油田、煤田和沼泽地带的天然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等。

　　而“天燃气”只能理解成自然燃烧的气体，世界能源体系中不存在这种气体。汉语中有“燃气”一词，指的是用作燃料的气体，天然气便属燃气。“天然气”是“燃气”，但不是“天燃气”。

　　六、“不负众望”误为“不孚众望”

　　2022年12月18日，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击败法国队夺得冠军，梅西不负众望，率领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有媒体在报道相关新闻时，把“不负众望”误为了“不孚众望”。

　　“负”指辜负，“不负众望”即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期待。“孚”读fú，指令人信服，如“深孚众望”便指使大众非常信服，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孚”指不能使人信服，“不孚众望”只能理解成不能使大众信服、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这显然和赞扬梅西的本意大相径庭。

　　七、“英国女王”误为“英国女皇”

　　伦敦时间2022年9月8日，英国白金汉宫证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天去世，终年96岁。相关报道中，不少媒体把“英国女王”误成了“英国女皇”。

　　英国的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国家元首称“国王”。伊丽莎白二世为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长女，1952年2月6日即位，1953年6月2日加冕，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世称“女王”。“女皇”则指女性皇帝，英国没有皇帝，自然也没有“女皇”。

　　八、“终止”误为“中止”

　　2022年11月3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再次以185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

　　在相关报道中，有媒体将“终止”误为了“中止”。“终止”表示结束、完全停止，而“中止”表示事情没有完成而中途停止。“中止”还有继续的可能。联合国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的封锁，是希望美国“结束”其行为，而非让其行为“中途停止”。

　　九、“霰弹枪”误为“散弹枪”

　　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进行演讲时胸部中枪身亡。有多家日本媒体援引警方的消息称，安倍晋三被人用霰弹枪击中。

　　在相关中文报道中，有媒体把“霰弹枪”误为了“散弹枪”。“霰”指白色不透明的小冰粒，常为球形或圆锥形。

　　“霰弹枪”简称“霰枪”，是一种能将许多弹丸(或小箭)成束射向目标的后装滑膛枪，能进行不需精确瞄准的喷撒式射击。“霰”过去曾读sǎn，后统读xiàn。“霰弹枪”不能写成“散弹枪”。

　　十、“莘莘学子”的“莘莘”误读为xīnxīn

　　“莘莘”应读shēnshēn，形容众多；“莘莘学子”指众多学生。“莘”另读xīn，为药草名，即细辛，也作地名，如莘庄(属上海)。“莘莘学子”的“莘莘”，常被人误读为xīnxīn。

　　2022年夏，某著名高校一块写着“悻悻学子，前程似锦”的宣传板引起社会关注。“悻悻学子”显系“莘莘学子”之误。此处“莘莘”被误为“悻悻”，当是弄错了“莘莘”的读音，进而写了别字。

　　“悻”读xìnɡ，“悻悻”形容恼怒怨恨、愤懑不平；“悻悻学子”不可能是宣传板想要表达的意思。此外，“莘莘学子”本是众多学子组成的群体，类似“这位莘莘学子”“两名莘莘学子”“众多莘莘学子”等说法，都是错误的。(完)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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