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春联、剪窗花、挂灯笼、放烟花……无论离家多久、多远,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都依然保留着中国的传统习俗。反映美国历史的《哈泼斯月报》自1880年起就曾刊载在美华人燃放鞭炮、置办年货、挂彩灯欢度春节的热闹场景。
华侨华人在传续春节传统的同时,也使春节在海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载体。已五次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活动的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陈梅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华侨华人天然是在海外传承中国春节文化的“自媒体”,既向海外推广和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让华裔后代在欢乐中了解、认识和爱上中华文化。
中新社记者: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于2023年1月15日举办纽约华侨华人兔年迎新春民俗文化节,都有哪些内容?这一天是中国的南方小年,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一天举办活动?
陈梅:纽约华侨华人迎新春民俗文化节自2015年开办以来一直深受广大华人华侨和社区内其他各族裔的喜爱,并连续举办了五届。后由于疫情原因停办了两年。今年我们再次举办线下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活动。
今年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多彩,既有写春联、画年画、剪纸等经典内容,也有小朋友们喜爱的捏气球、脸部彩绘、做糖画人,以及帮助小朋友们认识汉字的猜灯谜活动。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一场精彩的文艺表演,其中包括京剧、太极拳、武术、民族舞,以及美轮美奂的儿童汉服秀、美中音乐家协会著名歌唱家们的专业演唱等。演员的年龄从9岁到85岁不等,以期达到联席会一向主张的“全民庆春节,举家同欢乐”初衷。
今年1月15日是中国(南方)民间俗称的“小年”的日子。在美国的华人常因工作繁忙且不是公假日,故大多数家庭不能聚在一起过小年。我们选择在小年这一天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某种意义上是向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下一代介绍“小年”这一传统中华习俗的来历及寓意,同时也通过迎新春民俗文化节的形式把大家从百忙中汇聚在一起。
中新社记者: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的初衷是什么?华人社会参与度如何?他们为什么热衷于参加春节活动?
陈梅: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平台,旨在借各界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之际,以中国的民间艺术、各地的习俗风情、中华美食为主题,向美国和纽约市主流社会、各界人士、广大民众推广展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民俗文化。这是联席会连年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这个品牌活动的目的与动力,我们要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知识、传承中华文化。
活动自2015年开办以来,从第一届只有10个摊位,发展到2020年第五届时有50个摊位,还有一场精彩的免费文艺表演。过去联席会举办的每一届迎新春民俗文化节都是人山人海,参加的人士不仅可以亲自感受中国民俗艺术、品尝中华美食、观看中国传统艺术表演,还可以带走各式各样的免费民间艺术作品作为春节装饰,感受中国“年味”。
海外华侨华人纵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对文化根脉的情怀深植心中,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感受是共通的。通过参加春节文化活动,既可以营造过年氛围,也可以慰藉思乡之情,还能让华裔后代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春节讲究团圆,参加春节文化活动也是海外华侨华人一起热闹过年的场景之一。
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侨华人保留了哪些中国春节传统?又有哪些本土化的创新?
陈梅:追溯历史,华人在海外过春节的传统,是与华人移民的脚步相伴相随的。在美国,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淘金热及横贯美国铁路修建完工之后,早期华工从美国西部开始东迁来到东岸。历史资料详细记载了1871年2月18日,这些华工及其家人,在美东地区举办第一个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
春节常被翻译成Spring Festival,其实在海外更习惯称春节为Chinese New Year,即“中国新年”,也就是我们说的农历新年,一般指正月初一。但华人在海外过春节和在中国国内一样,是一个更大的范畴,包含除夕、初一和正月十五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华人完整保留了中国的春节传统,贴春联、挂灯笼、放烟花;除夕夜的年夜饭上一定要有饺子或年糕,正月十五也一定要吃元宵。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互相拜年,给孩子压岁钱发红包,华社活动中有舞龙、舞狮表演等等。
当然,春节在海外也有许多因地制宜的创新,比如在美国一些大城市的中国城,会有中国农历新年巡游等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在一些欧洲国家则会以中国新年音乐会等形式庆祝;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人家庭,还会制作融合南洋风味的“年饼”作为新的“年味”……在这些因地制宜的创新过程中,不同文化和文明得以交融互鉴。
中新社记者:在海外举行的包括春节在内的中国传统节日活动中,是否有当地主流社会的参与?参与度如何?
陈梅:其实,在海外不同形式的中国春节庆祝活动,已经逐渐走出唐人街,有越来越多当地主流社会的人士参与。比如非常著名的旧金山农历新年大巡游,就是从早期少数中国劳工在中国城小打小闹庆祝春节的传统,如今演变成多族裔、中美团体亲密合作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盛会,成为世界十大著名大巡游之一。再比如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英国伦敦眼、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等多国地标建筑每年也会为中国春节点亮红色灯光以示祝贺。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国春节已经被列为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法定节日。多国政要也会在中国春节期间发表新春贺词。
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人赓续传承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如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陈梅:纽约有数十万来自中国的移民、学生和工作人员。每逢佳节倍思亲。像中秋节、春节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节日已逐渐融入当地美国人的生活中。自从纽约州通过了中国大年初一所有在校学生可以留在家中与家人共度春节而不算缺席的法律后,春节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中国传统节日。各个大学、中学、小学都会举办庆祝中国春节的活动,比如教学生包饺子、写春联、跳中国民族舞蹈,以及举办以中国民族乐器为主的音乐会等。久而久之,这些庆祝活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载体。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这些丰富多彩的中国节日传统,也令当地民众耳目一新,被中国春节的热闹和“年味儿”吸引,继而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而透过这些热闹场景,他们更加感受到中国春节文化的精神内核,读懂中华文化蕴涵的家庭观念和世界观,即追求团圆、追求和美。
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侨华人在自身保留春节传统的同时,在传承、传播春节文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陈梅:海外华侨华人自身在海外就是传承中国文化和传播春节文化的“自媒体”。我们通过不断地向我们的下一代以及其他族裔和主流社会介绍、演绎中国传统文化,让人们记住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个期望和平的民族。无论在哪里,中国人世世代代都愿意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世界和平和民族昌盛搭桥铺路。(完)
受访者简介:
陈梅,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New York Council of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s)成立于2003年,是经纽约州政府登记注册,美国联邦政府认可的非盈利组织,由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的华人社团联合组成的民间团体。联席会的宗旨是为加强华人社团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争取在美华侨华人各界应有的权益,并以联席会为平台推动中美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从而促进华侨华人与其他族裔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以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 ![]() 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 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 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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